小万工：能杀死我们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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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带着女儿和朋友们一起去探望了武汉儿童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几个重症儿童家庭——随着新冠患者出院清零，武汉解封，滞留者返乡，购物中心开放，餐厅恢复堂食，能复工的公司基本都已经复工，高三毕业班预备返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武汉又开始慢慢恢复往昔的活力。
至此，我们封城期间发起的基督徒志愿者团队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未来预备长期服务和跟进的就是这个重症儿童群体。
繁忙复工后，难得有假期，不知怎的，我常常想起封城期间的种种，想趁着还记得，将这些写下来，尤其念念不忘的是一位疫情中过世的老人。
一
那正是武汉封城初期混乱的时候，床位不够，许多人来不及确诊在家中过世；医院的防护用品天天都在告急；公共交通停摆，求医基本靠步行；120打不通，通过网络排队也需要等24个小时以上；分诊权刚刚下放到社区，社区既没有防护，也没有专业的人，超负荷运转忙到飞起。
为了服务城中的市民，武汉城内的基督徒自发成立的志愿者联盟，而我当时不在武汉，便用自己的公众号作为求助入口，瞬间涌入了上百条求助信息。
让我最为揪心的，就是这位老人的求助。
向我们求助的是老人的孩子，他说老父亲快八十，因为患基础疾病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母亲照顾。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母亲感染，没有几天就在家中过世。几个儿子成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社区没有防护不敢上门，老人在家无人照料已经多日，目前奄奄一息，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儿子希望我们可以给老人送些食物，最好能联系个床位。
二
那时候武汉还是一床难求，要住进医院，首先要去社区分诊确认发热，然后去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查血、拍CT、做核酸检测——再拿着这三个确诊结果再回社区登记，等床位通知。正常的轻症患者完成这些尚且困难，何况一位四肢瘫痪的老人。
接到这条求助，我立刻想起了那个疫情中死去的十七岁脑瘫儿，同样是生活不能自理，同样是亲人被隔离无人照料。
读到媒体报道的那个脑瘫儿的故事时，我曾经很愤慨，和大家一起谴责当地政府不作为，导致一个孩子的无辜枉死。
但是这次，当有同样需要真实地摆在眼前，我的感受却不一样，我想的是：换成是我，敢去吗？
根据老人儿子的描述，老人快八十岁了，疾病有特殊性，四肢都瘫痪，但头脑清醒可以说话。
他不能自己进食，需要一口一口地喂饭。不能自己上厕所，需要帮忙翻身换成人纸尿裤——以往这些工作都是老人的妻子来做，处理排泄物，为他擦洗身体，喂他饭，甚至在天气晴好的时候，用轮椅推他出去走走，说说话。
而现在，老人的妻子因为新冠去世了，最爱老人，愿意为他付代价的那个人去世了。
三
我可以想见一个清醒的老人的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在家中过世，然后躺在床上，无人敢去照料，家里应该是一片狼籍，他的儿子们也被隔离。
这时候我发现，我没法责怪社区，因为即使换成是我自己，要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家，照料一个陌生的老人，为他换纸尿裤，清洗被褥，一口一口喂他饭——说实话，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谁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更别提老人的妻子刚刚因新冠肺炎过世，儿子都被隔离，他至少是密切接触者，你要用轮椅推着他去社区分诊，去医院做核酸，帮他找床位，而你自身则要冒着被感染而死的风险？
我自问做不到。
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老人有一个很近的亲属就住在附近，因为她说如果我们志愿者团队愿意过去照顾老人，可以找她拿钥匙。——不要说社区和陌生的志愿者，即便是老人的亲人，也做不到。
而且我还会想，就算我们的志愿者去了，老人挺过了这次疫情，他还能活下去么？这是更现实的问题，我不太敢想。
四
即便如此，我们的信息组仍然将这条求助信息转给了当地的基督徒救援组，但当时我内心是绝望的，因为我不知道有谁真的会去，即使去，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帮助到这个老人。
很快有人接单。
是武汉南京路教会骆传道他们，疫情期间，他们一直在街头分发口罩，传那个古旧的好消息。
我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说他们有工业用的防护服。各地教会给基督徒志愿者联盟寄来许多防护物资，他们把符合医用标准的N95和防护服挑出来送去医院，民用的发给民众，所以甚至有疫情期间的车辆通行证。
他们愿意去照料这位老人，给他送食物，联系车辆。
我意识到老人的绝望境地突然就可能有了转机，不是因为他能被医治或是活下去，而仅仅是因为有一位牧师愿意去到他家里，喂他食物，为他擦洗身体，换干净的衣服，给他讲那个两千年前耶稣以自己为代价带来的好消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
这样，老人哪怕去世，临终前他不会是绝望，反而有可能是喜乐而有盼望的。
我很希望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可惜，老人没有等到。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老人的死讯，社区找到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到医院就过世。我们的志愿者去了，却并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满心都是遗憾。
六
哪怕后来我们志愿者团队又帮助了许多人，给患病者联系床位，为滞留的流浪者找住处，给独居老人送食物，以及持续服务武汉儿童医院的患癌儿童。
但正是因为遗憾，我一直都记得这个老人。
他时刻都在提醒我，我们并不是一直有机会去爱一个人，爱人不可虚假，要付上真实的代价。
疫情初期，在我还没有作为信息志愿者服务城内群体的时候，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在网上焦急地刷着各种关于疫情的信息，心情随着这些信息上下起伏。
我因为有关部门初期没有及时公布关于疫情的消息而愤慨，也为了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而难过；因为除夕夜外地医护的星夜驰援振奋，也因为李文亮之死崩溃；因为火神山方舱的建成而满怀希望，又看到外地滞留者流落街头而寒心……
但当我作为信息志愿者真实地参与其中时，我才发现网络很容易让我关注宏大叙事，却忽略身边人真实的需要，容易让我对整个患难中的群体充满悲悯，却没有能力真实地去爱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人。
七
方方日记中曾说：检验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群体的态度。
而我觉得这态度这不单单关乎政府，关乎的是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努力。
疫情带来许多苦痛，也激励许多人来关心和帮助武汉；但随着疫情的结束，人们又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这些关注也渐渐消退了。
可是我却看到，城市里面个体的需要，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和封城才出现的，也并不会因为疫情结束而消失。
武汉原本就有许多独居的老人，就住在我们的社区里，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不曾关心。
武汉原本就有许多流浪者，我们路过他们，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不曾看见。
武汉原本就有许多医院，里面人满为患，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更多的祷告，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不曾听见。
就如那个默默去世的老人——能使人陷入绝望的，并不是无衣无食，而是不再被爱。能杀人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还有冷漠。
早晨去医院探访重症患儿时，我的女儿带给小琪琪一只毛绒小兔，琪琪高兴得在太阳里不停转圈。——疫情使得这些特殊患儿的治疗雪上加霜，医药费也有许多缺口，但这并不妨碍孩子因为旁人一点点的善意而欢呼。
爱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永不止息。
愿我们劫后余生的人，不再忘记那些呼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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